消费疲弱因就业和居民收入拖后腿 内循环中消费和投资要适配

消费复苏缓慢的原因还有什么？提振消费应从哪里入手？ 姚洋：消费疲软还有一个原因是就业质量还没有恢复。即使是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复苏比较好的时候，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没有赶上GDP增长的速度。因此，消费的疲软也有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。即使明年经济好转，恐怕消费仍然是“拖后腿”的部分，特别是上半年。 要提振消费，建议政府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。去年开始，有些城市发放了消费券，消费券实际上是一种打折券，还是以供给为主导的，就是通过刺激供给来促进消费。打折券是和一定的商品挂钩的，如果一个家庭不需要这种商品，这个打折券就没意义了。 现在看来，政府促进消费的思路还是以促进供给来增加就业，然后刺激需求。国内经济是个闭环，在短期内，国内的生产量要等于国内的需求量。国内的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，投资取决于生产未来的前景，如果生产者对未来生产的期望比较低，那么投资不可能提升。 但消费不一样，消费可以立即地刺激。相较而言，消费更多与当前的收入、当前的需求相关。我们看到，很明显现在国内需求不足，企业的开工率不到80%，国内需求远远小于国内的供给能力。投资又不能很快拉动起来，就得从消费入手。现在我们有数字货币，可以给低收入人群发数字货币，不用就作废了，而且也不能转让，所以必须去消费。 假设低收入人群有6亿人，每人发1000元，总共是六千亿元。六千亿是个大数，但是每年政府发行国债的金额达到七八万亿元，六千亿相较于此就是个小数。地方政府每年投资的金额也有两三万亿。投资虽然能拉动国内的需求，但是浪费也极大，还不如直接把钱给老百姓(49.380, 2.37, 5.04%)，让老百姓增加消费，这是拉动国内需求非常直接的一个办法。 新京报贝壳财经：给低收入人群补贴的钱是从地方政府的财政里面出，还是说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转移支付？ 姚洋：发债，从中央国债和地方国债里拿出一部分来发。去年的消费券是各个城市自己发，地方财力有限，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去刺激消费，所以做不大，只能靠发债。 中国的储蓄很多，有一些高收入的人还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，国债比较稳定，利率也不低，有很多人想买，这刚好是一种空间和时间上的收入转移。 新京报贝壳财经：这样需要担心宏观杠杆率提升吗？ 姚洋：不用，只是把一些本来要放到投资里的钱，放到消费那一边。政府不用多花钱，借债也不用增加，只不过是从原来的资金里切出一部分来直接发给老百姓。 新京报贝壳财经：补贴低收入人群是不是还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措施？长期的措施有哪些？ 姚洋：短期它是有用的，长期也有用。长期来说，消费还是取决于收入，收入又取决于就业。现在的政策是想直接去补贴这些生产单位，让他们增加就业，这是不太可能的。一个企业的东西卖不出去，给他再多的补贴，让他去招工人，他也不会去招，招了工人对他来说是个负担，给的补贴又不能把工人的成本补足，企业自己还得掏钱。还有些政策是想通过降低利率给企业放贷，让企业去生产，但是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，还要背上债务，企业不会干的。所以，政府的政策要认清什么是“执牛耳者”，现在的“执牛耳者”就是国内消费，不能再用老办法，通过补贴生产来刺激需求。 这大概是一个长期的问题。我们总是特别重视生产，特别轻视消费。一说到要促进内需就一定是增加投资，一说直接补贴消费者，可能就会说是在“养懒人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从中央到地方要改变思路，不要一听到给老百姓发现钱，帮助老百姓提高消费，就是“养懒人”，就是浪费钱，这个观念一定得改。 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国提出共同富裕，是不是也有你说的这方面考虑，提高大家的普遍收入水平，其实也有一种对消费的促进作用。 姚洋：共同富裕是长期的，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，对已经参加工作的人要提供培训，对没有参加工作的人要提供教育，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。 我觉得反过来看，现在的一些短期动作，比如给老百姓发现金，本身就是共同富裕的一部分。因为低收入者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害是最大的，发点钱补贴他们的收入，就是共同富裕。通过刺激消费，又刺激了就业，又可以带来收入增长，这些其实都是较低收入者受益更大。 在任何国家，宏观经济波动对低收入者的影响都要远远高于对高收入者的影响，疫情更是如此。我们的政策发力一定要精准，要到位，对准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。 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你刚刚提到的操作方式是发放数字人民币，技术可以帮助实现政策的精准度。 姚洋：对，现在中国的AI、电子化走在世界前列，数字人民币是一种电子符号，还可以打各种标签。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手机，没有手机的亲戚也有，所以可以直接把钱打到他手机上，还可以规定时限，三个月内必须花掉，花不掉就作废了。数字货币有这个好处，非常精准，非常方便。